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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七年的雨:压倒王安石新法的最后一根稻草

2014-11-06 01:09:27 作者: 曾雄生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在以农业立国的中国封建社会,雨被看作影响农业生产最主要的自然因素。然而,熙宁七年的雨,却不仅仅是自然的,它更是社会的。这是宰相王安石变法的第六个年头,然而就因为雨的因素,他被迫罢相,其新法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败。

  熙宁七年是个大旱之年。与此同时,这一年也是宋朝历史上的多事之秋。由于干旱被视为有意识的人间主宰者“天”所发出一种信号,被赋予了许多自然以外的意义,因此,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时空背景,或许会发现这一年所有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与干旱有关。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的雨,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少了许多。从头一年的秋冬开始,有些地方就连续多日没有出现有效的降雨。转眼新年到来了,人们盼望新的一年时来运转,上天能降下久违的甘霖,滋润干枯的大地。但是希望却如同竹篮打水,旱情越来越严重。中国北方的春天,向来就有“春雨贵如油”的说法,而熙宁七年的春天,雨水似乎更加吝啬。

秋冬以来所累积的旱情,正在向更严重、范围更广大的方向蔓延。六月,大风裹挟着沙尘席卷京师,风沙过后,席子上落满的尘土厚达一寸以上。夏秋季节本是北方雨水相对集中的季节,但受灾地区的持续干旱尚未得到复苏,九月又遭遇了新一轮的旱情。

干旱的发生不仅使人畜的饮水变得困难,受害最直接的还要数地里的庄稼。持续的干旱使得原本要借助秋雨来播种的冬小麦无法下播,勉强播下的麦子因为墒情不足,影响发芽,发芽的麦苗因干旱变得枯焦。黍、粟、麻、豆等春种秋熟作物,也因雨水稀少而来不及播种,没了指望。京畿所在的开封府也发生了中等程度的旱灾,受害面积达到百分之五十。

更为严重的是,旱灾还并发了严重的蝗灾。蝗虫所到之处,就连草根也被噬食一空。因此,旱灾尚未到达最严重的状况之前,由旱、蝗所引发的饥荒提前到来。更有甚者,雨不见下降,粮价却要上涨。官府的各项税收和摊派也未见减免,中等富裕程度以下的人家,都出现了粮食短缺、朝不保夕的状况,十人之中就有九人担心饿死,只得以树皮草根充饥。越来越多的饥民开始逃荒要饭,自寻生路,形成了流民潮。

流民一路进发,途中经过京师开封等地,开封城里的居民每天都能看到大批流民涌入京城。当时把饥民逃荒要饭称之为“逐熟”,所谓逐熟,就是指灾民赶往丰熟地区流亡乞食。但逐熟在熙宁七年并不是一件寻常的事,由于受旱的面积太大,一些逐熟灾民乞食的路途遥远,其中的老弱病残尚未到达目的地,便因饥饿倒毙在路旁。

  熙宁七年,干旱当前,人们求雨若渴,祈雨成为人们的首要任务。祈雨是世界各民族中所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一有灾害性天气,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祈祷。这是由来已久的做法,在中国,其源渊可以上溯到商周时代。宋人的祈祷行为是非常普遍的,从皇帝到各级官员,乃至普通百姓都免不了。祈雨反映了人们对于天人关系的一种看法,即认为雨是天人相感的产物。

变法动了谁的“蛋糕”?

干旱本是自然的事情,但古人并不这么看。

孔子在编写《春秋》的时候,对于日食、彗星的出现,山崩、地震、水旱等严重的灾害,都要加以记录。他认为自然界的这些异常和人类社会的政治事变具有必然的联系。孔子的孙子子思在《中庸》中总结了这一思想,说“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显而易见,这是把天与人关联在一起的思想。

汉代思想家董仲舒首先对这种天人观作了完整的表述,他认为“天”出于对人君的仁爱,会以灾异谴告的形式对国家政治的过失提出警告。在这种思想支配之下,当水、旱、蝗乃至地震等重大的自然灾害发生之时,统治阶级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有过错。

因此,熙宁七年这场严重的旱灾最终演化为对人事的检讨。

而当时最大的人事,莫过于王安石变法。

宋王朝自太祖皇帝开国,历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至神宗皇帝即位,已经百余年了,当初为纠正残唐五代时藩镇割据之弊,制定的“兴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历经数朝而不改,其弊端日渐显露,而宋初因为救人才紧缺之急,大量开科取士的做法沿用下来,造成了庞大的官僚队伍,到庆历年间,已“十倍于国初”,达到了一万多人,导致冗官、冗费激增。同时,因连年对西夏用兵,加上澶渊之盟后每年要给辽国的岁币等,浩大的军费开支使财政不堪重负,至英宗治平二年(1605年),帝国财政终于出现了赤字。同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兼并又迫使农民转职军旅,使得军队人数激增,军费开支越来越多,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北宋帝国陷入了恶性循环。

宋神宗和王安石正是在帝国无比危难的时刻,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后在地方为官。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土地兼并。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但他的改革主张并没有得到宋仁宗的重视,直到宋神宗即位。熙宁初年,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新法,史称“熙宁变法”,也叫“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从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了土地兼并。

宋朝把官僚豪绅大地主阶层作为它统治的最可靠基础,在其建立之初所制定的政策法令中,就赋予这个阶层以种种特权,使其对土地可以肆意兼并。大量的土地被这样一些人家所占有,社会上丧失土地、破产失业的人越来越多,而政府在赋税征收和徭役征发等方面,也都受到极为严重的影响。

这种奉行已久的政策,究竟是要继续下去呢,还是要加以调整和变革?这是牵涉到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之间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问题,也是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和以司马光、韩琦、富弼等人为首的保守派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焦点。保守派利用习惯势力,顽固地、不顾一切地要把官僚豪绅大地主阶层的既得权势维护下去;而王安石却着眼于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和前途,要“摧豪强”、“抑兼并”,制止土地兼并恶性发展,借以保证封建统治获得一个比较稳定发展的局势。

在各项新法之中,“摧豪强”、“抑兼并”,最典型、最有效的莫过于青苗法。

青苗法的出笼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北宋政权建立后,曾效仿前代的方法,陆续在诸路州县城设置“常平仓”——即政府的一种粮仓。常平仓起什么作用呢?凡遇五谷丰收之年,政府提高收购价,从农民手中购入粮食;灾荒之年,政府以比市价稍低的价格卖出粮食以利灾民。但规定是规定,事情可并不认真这样办。有的地方将常平仓移作私营,有的地方官与大户人家勾结,利用买入和卖出粮食的机会谋取私利,甚至北宋政府也曾挪借各地常平仓的本钱以助军费。因此,到北宋中期,各地的常平仓其实已有名无实,它所应具有的调剂粮价和救济灾荒的作用,已经完全消失了。

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推出了青苗法,规定在青黄不接时,以“青苗钱”的形式贷款给农民,农民收成后以钱或粮加利息归还政府。青苗法的实质是:以政府行为取代私人放高利贷,以金融手段稳定粮价,阻止大地主趁火打劫进行土地兼并。这等于断了大户人家的财路,因此青苗法成了被保守派攻击次数最多、攻击人数最多、攻击程度最猛烈的对象。甚至在青苗法创立三十多年后,亦即王安石去世多年之后,苏轼之弟苏辙在其《诗病五事》中仍咬牙切齿地写道,“王介甫(王安石字介甫)小丈夫也……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可见青苗法“劫富济贫”,触之之痛,以及保守派对王安石恨之之深。

变法压力巨大,然而王安石顶住了,因为他有他自己的精神支柱。

  王安石变法是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事件之一,其失败的原因也众说纷纭。历史学家在作相关解读时,着眼于人际关系,把王安石变法及其失败,看作是统治阶级内部所谓变法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然而如果着眼于天人关系,那么导致王安石变法走向失败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恰恰是熙宁七年的雨。

王安石的精神支柱

王安石的精神支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和“流俗之言不足恤”。

作为王安石变法精神支柱的“三不足”原则,在王安石入参大政之后不久,司马光、范镇、陈荐等人便借一次考试的机会,在试题中全面加以揭露。当宋神宗看到这份试题之后,大为骇怪,说朝廷上绝对无人作此主张,并批示另出试题。等到宋神宗见到王安石时,问王安石“闻有三不足之说否?”王安石虽答以“不闻”,但紧接着就详细阐明“祖宗不足法”和“流俗之言不足恤”的道理,说这两点是完全正确。但对“天变不足畏”一事,他却不敢坦率地予以承认,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王安石心里清楚,宋神宗是相信天人感应的。天变即喻示人变。所以他只能委婉地对皇帝说道:“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唯恐伤民,此即是畏天变。”他不敢谈及尧时曾有九年的洪水,商汤时曾有七年的大旱,都足以证明天变与行政无关的道理。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王安石明白,一定要逐渐让宋神宗接受其“天变不足畏”的观点。后来,他又利用其他机会向宋神宗解说,希望使宋神宗明白自然现象的变异与政治全不相干。

责任编辑:文尧木
来源: 中华遗产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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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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