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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我不是潘金莲》——只有马锡武能救李雪莲

2016-12-01 12:59:52 作者: 郭松民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摘要:实事求是的说,冯、刘对底层百姓的漫画化,是近三十多年文艺舞台的一种常态。就其基本动因而言,是对新中国前三十年文艺舞台上那些具有充分主体性以及创造历史主动性的工农兵形象的一种反动;就其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而言,底层百姓形象的“弱智化”、“非道德化”,反衬并且有力论证了精英掌握国家与社会主导权的正当性、合理性。

《我不是潘金莲》(以下简称《潘》剧)已经上映好长时间了,网上的评论也出了不少,所以剧情我就不在这里复述了,只说说我的看法。

“这届人民不行?”

冯小刚,应该还有编剧刘震云,在这部电影中流露出来的对底层百姓的鄙视,以及若隐若现的对“难缠的女人”(借县法院院长王公道之口说李雪莲是小白菜、潘金莲、窦娥三位一体)的厌恶,是我观影过程中最不舒服的感觉。

在《潘》剧中,包括女主角李雪莲在内的底层百姓,没有一个能够让人看到希望,也没有一个给人留下美好印象。李雪莲的特点是“作”,不作不死的“作”。她的困境从一开始就是她自己造成的,是她自己要钻政策的空子搞假离婚,结果弄假成真,愿赌却不服输,于是拿出往死里“作”的劲头,踏上了漫漫上访路。按照冯、刘的设计,李雪莲的要求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是完全不合理的,所以她后来的遭遇就无法获得观众同情,不理解她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牛骨汤店”不去经营,偏偏要瞎折腾?有意无意之间,反而对那些被她折腾得坐卧不安的“无辜”官员产生了同情。

一直暗恋李雪莲的厨师赵大头,总是李雪莲最困难的时候向她提供帮助,正是他在北京收留了李雪莲,才使得李雪莲能够得见一位常委级首长“天颜”,导致了从市长、县长到法院院长一系列官员被免职,李雪莲也因此在光明县获得了特殊地位。赵大头受她连累被公安部门调查,不能继续在北京工作了。这样一个人物,本来可以被塑造成一位重感情、能担当、厚重可靠的男人形象,成为底层社会道德的一个代表,不想赵大头最后却被表现成不仅利用李雪莲对他的好感占人便宜,而且还要将结婚作为筹码解决儿子的工作转正问题,完全是一副市侩嘴脸了。

至于影片中出现的其他几位男性,李雪莲的弟弟,当他得知姐姐要杀自己的前夫(要杀人,这意味着姐姐的精神或心理出现了严重问题,正处于严重危险中),居然无动于衷,根本不想如何救救姐姐,帮助姐姐渡过难关;胡屠户,一直垂涎李雪莲的美色,为了能够和李雪莲“做那事儿”,不惜去杀人,并在先“做那事儿”后杀人还是先杀人后“做那事儿”以及“弄你一次”杀几个才合算的问题上斤斤计较;最后范伟扮演的果农,发现李雪莲要自杀,却是只要别在我的果园里上吊就行,他甚至十分“热心”的为李雪莲指点竞争对手的果园,说那里才是自杀的好地方……

这就是冯小刚镜头中的底层百姓,全都具有一种“愚蠢的狡猾”——他们并不懦弱,更谈不上老实巴交,个个诡计多端,没有道德感。但在精英的眼里,他们的狡猾反而更加证明了他们的愚蠢。简言之,他们全都被漫画化了,这和赵本山在春晚舞台上对农民的表现如出一辙。

也许有人会说,鲁迅笔下的阿Q不也是很可笑吗?华老栓不也是很愚蠢吗?表面看起来的似乎是这样的,但鲁迅对阿Q、华老栓等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怀有深深的同情,同时也寄予深深的希望,而冯小刚、刘震云以及当代的主流文艺精英们,则是带着一种智力和道德上的优越感,用戏谑、嘲弄的方式来表现李雪莲、赵大头、胡屠户之类的底层百姓的。

实事求是的说,冯、刘对底层百姓的漫画化,是近三十多年文艺舞台的一种常态。就其基本动因而言,是对新中国前三十年文艺舞台上那些具有充分主体性以及创造历史主动性的工农兵形象的一种反动;就其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而言,底层百姓形象的“弱智化”、“非道德化”,反衬并且有力论证了精英掌握国家与社会主导权的正当性、合理性。

“国民党化”是现在完成时?

不过,尽管《潘》剧在表现底层百姓时,露出了精英的猴子屁股,但《潘》剧并非一无可取,尤其是当冯小刚把镜头对准官员时,还是把他们的精神状态和心理刻画的活灵活现,也让我们对今天的官民关系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冯小刚、刘震云是有点藐视观众的,生怕他们不理解《潘》剧的深意,刻意借马市长之口来点题:一桩小小的离婚案之所以闹了十几年,搞出这么大的麻烦,关键是官员不敢担当,把自己的位置看的太重。冯小刚后来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也是这么说的。

这样的解释不能说不正确,但过于肤浅了。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要从官民关系,或者干群关系方面去找原因的话,最主要的是双方信任荡然无存。

在《潘》剧中,马市长、郑县长、王院长、贾庭长们和李雪莲、赵大头、胡屠户们生活在两个平行的世界里,各有各的语言,各有各的逻辑,鸡同鸭讲,无法沟通。比如当李雪莲说“今年我不去北京上访”时,马、郑、王、贾一律理解成“今年我一定会去北京上访”,于是如临大敌,终于把李雪莲逼到了宁肯深夜跳窗逃走也要去上访的地步。

中国现行的体制,自下而上层层对上负责,这种状况内在的要求是官员/干部必须和底层百姓有深厚的精神和情感联系,或者用官方的语言说要“坚持群众路线”,“建立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果没有这一切,官员和底层民众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没有情感联系的单纯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双方不是密切合作而是相互博弈,则如潘维教授所言,共产党就“国民党化”了。

在《潘》剧中,李雪莲和赵大头在一个雪夜为了从监视他们的警察眼皮底下逃走,设计将警察灌醉。这样的桥段,我们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电影,如《洪湖赤卫队》、《智取威虎山》、《铁道游击队》等影片中见多了,那都是老百姓和地下党对付国民党和日寇、土匪、汉奸的做法,今天同样的桥段出现在《潘》剧中,“人民警察”的形象和国民党的“黑狗子”毫无二致,观众哈哈大笑,丝毫不觉得有违和感,这种状况,难道还不能让人警醒吗?

想想《今天我休息》中的警民关系,不禁有恍如隔世之感。

犹记得改革开放之初有一篇轰动一时的短篇小说《陈奂生上城记》,尽管这篇小说可以视为把农民形象漫画化的始作俑者,但小说还是透露了一个在今天李雪莲们看来匪夷所思的细节:农民陈奂生和县委吴书记居然是朋友,他们的友谊是吴书记在陈奂生的生产队里蹲点两个月时结下的,后来陈奂生甚至凭着和吴书记的交情为社队企业搞到了当时紧缺的聚乙烯原料。

今天,吴书记、马市长、郑县长、史县长们是不可能有陈奂生、李雪莲这样的朋友了,他们的朋友要么是董事长要么是首席执行官;陈奂生、李雪莲们也不敢奢望和书记、市长、县长做朋友,能够举着一个“冤”字拦住他们疾驶而过的座驾已经等于烧了高香了。

国民党的结局,我们都知道了。避免“国民党化”,就是要避免国民党的结局,要思之慎之,勿谓言之不预。

让马锡武来审判?

本质上,《我不是潘金莲》讲的是一个和司法有关的故事,就李雪莲的诉求而言,也应该在司法的范畴内解决。谁能解决李雪莲们的问题?这一点在网上已经引起了争论,有人从西方的程序正义理论出发,认为李雪莲的问题不能解决,也不必解决;还有人说应该考虑依托“法治的本土资源”解决李雪莲的问题。后一种种说法更有道理一些,但吞吞吐吐,有点不太自信。

其实,共产党有自己独创的司法传统——马锡武审判方式,这个传统如果能够发扬光大而不是像今天这样被西方舶来的理论所淹没的话,完全可以有效解决李雪莲们的问题。

现在许多人已经不知道马锡武是何许人了,这里略微介绍几句。

马锡武是老革命,早年参与创建陕甘宁边区,四十年代出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任职期间,他运用毛泽东主席的群众路线思想指导审判工作,创立了著名的马锡武审判方式。其主要内容是简化诉讼手续,实行巡回审判、就地审判。在审判中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解决并纠正疑难与错案,使群众在审判活动中得到教育。

马锡五审判方式具有这样几个特点:(1)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了解案情;(2)依靠群众、教育群众,尊重群众意见;(3)方便群众诉讼,手续简便,不拘形式;(4)坚持原则,依法办事,廉洁公正。马锡武审判方式包括三个有机联系的步骤:查明案件事实;听取群众意见;形成解决方案,说服当事人接受。

马锡武曾经审判过一起著名的案件。

有一次在马锡五到华池县检查工作的时候,突然遇见一个女青年拦路告状。这个女青年叫封芝琴(小名捧儿)。自幼由父母包办与张金才之子张柏订婚,到1942年捧儿长大成人,经人介绍曾与张柏见过面,双方都愿意结为姻缘。但她的父亲封彦贵为了从女儿身上多捞“彩礼”便与张家退了亲,准备将捧儿卖给庆阳的财主朱寿昌。

张家知道后,纠集了亲友二十多人,深夜从封家将捧儿抢回与张柏成婚。封彦贵告到司法处,司法人员未经周密调查,以“抢亲罪”判处张柏与捧儿婚姻无效,张金才被判刑六个月,草草结案。张家不服,捧儿也不服,便拦路告了状。马锡五掌握了基本案情后,又了解了捧儿的态度,捧儿表示“死也要与张柏结婚”。

马锡五又广泛听取了群众意见后,召开群众性公开审判大会,作出如下判决:一、张柏与捧儿的婚姻,根据婚姻自主的原则,准予有效。二、张金才深夜聚众抢亲有碍社会治安,判处短期徒刑,对其他附和者给予严厉批评。三、封彦贵以女儿为财物,反复出售,违犯婚姻法令,判处劳役,以示警诫。

这样的判决,合情合理,非常恰当,群众听后十分称赞,热烈拥护,胜诉者捧儿和张柏更是皆大欢喜。双方当事人也无不表示服判,后来边区文艺工作者以此事为素材,编写了鼓词《#FormatStrongID_29#团圆》和剧本《刘巧儿告状》,以后又改编成评剧《刘巧儿》。

我们不难想见,如果李雪莲的离婚案一开始遇到是马锡武,可能根本就不会被判离婚,因为马锡武的庭前调查会查明这是假离婚,李雪莲和丈夫秦玉河都会受到批评教育。如果像影片开始那样,李雪莲发现自己被骗后到法院讨说法,马锡武也会在认真调查的基础上,做出一个合情合理合法的判决,让当事人心服口服,绝不会像王公道那样满足于形式上的合法。

马锡武审判方式的本质是坚持司法的人民性。现代法律是形式上公正的法律,但法律资源、法律知识的不平衡,使得底层的民众不容易感受到法律的温暖和正义,更不易得到司法的制度性保障。马锡武在审判中坚持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使司法审判能够有效维护正义和人民的利益,进而弥补了现代法律的不足。

中国今天的法律精英,沉迷于僵化的西式法律思维,这使他们能够做出类似“彭宇案”这样反价值的荒谬判决,也导致了越来越多李雪莲式的人物出现,消耗了大量司法资源。

法律精英的队伍急剧膨胀,法律文本汗牛充栋,但底层百姓却感到距离正义越来越远。现在,是到了跳出僵化的西式法律迷思,回归马锡武审判方式,回归司法人民性的时候了。

责任编辑:赵丹阳
来源: 四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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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6年11月13日 ~2016年11月13日
地点:
东四地铁站(五号线与六号线)附近